从南京津逮楼到嘉兴曝书亭，从宁波天一阁到黄山万卷楼，一座座藏书楼散落在江南山水之间。历代藏书家以楼护书、以书传道，让无数典籍穿越兵燹、水火与岁月流转，成为中华文脉延续不绝的见证。

  7月24日，读者在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参观江南藏书楼专题展时集章打卡。新华社记者江汉 摄

  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，“芸阁流芳——江南藏书楼专题展”汇聚沪苏浙皖等地藏书楼文化遗存，时间跨度从宋元明清延续至近现代，通过史料展示、场景复原、互动体验等方式，再现江南千年藏书文化。

  7月26日下午，读者在书博会京版展区阅读新书。除署名外本组图均为新华社记者冯源 摄

  楼藏万卷

  走进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三楼，“芸阁流芳——江南藏书楼专题展”吸引不少观众驻足。

  “初步梳理史料时，我们发现江南藏书楼多达千余座，单一座藏书楼都足以撑起一个专题展。”浙江图书馆古籍学术研究工作专班组长陈谊介绍，考虑到展览需要突出特色，团队从不同类型藏书楼中遴选代表，目前展览中提及的藏书楼约两百余座，重点呈现的有五十余座。

  为什么古人要专门建一座楼来藏书？

  在古代，没有恒温恒湿设备，也没有先进的防护技术。火灾、潮湿、虫害，都可能让珍贵典籍毁于一旦。为了让一本书流传百年，藏书家在建筑营造和日常管理中不断探索智慧。

  展厅内，一座按比例复原的天一阁模型格外醒目。

  位于浙江宁波的天一阁，由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创建。为了保护藏书，楼体坐北朝南，便于通风干燥；楼前凿“天一池”，以备火患；书橱采用特殊结构，实现空气流通；柜中放置芸香草包，用于驱虫……这些围绕防火、防潮、防虫等形成的藏书智慧，被后人总结为“六防”。天一阁也由此成为江南藏书楼建筑的重要范本。

  江南藏书楼还常与园林相映成趣。展览复原了苏州涵碧山房、扬州小玲珑山馆等场景，楼院相依，廊庑相连，书卷与山水相互映照，成为江南文人生活美学的一部分。

  藏书楼不仅讲究如何建，也讲究如何命名。湖州皕宋楼、杭州八千卷楼，以藏书数量彰显富藏；常熟汲古阁、杭州知不足斋，则寄托着读书求知的精神追求。“藏书楼的名字，往往反映主人的家世背景、收藏兴趣和精神志趣，是藏书家与藏书关系的一种表达。”陈谊说，当观众驻足于藏书楼模型前，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安放典籍的空间，更是寄托文人精神的所在。

  7月26日下午，读者在“阅见中国——全国图书精品展”阅读新书。

  书行天下

  藏书于楼，并不意味着“束之高阁”。

  古人深知，藏书的意义不只是保存，更在于传播。推动典籍走出楼阁，在更广阔的文化流动中延续生命，才是藏书文化真正的价值。

  校书，是典籍重新焕发生命的重要一步。古籍历经传抄翻刻，难免出现讹误。如何辨版本、正文字，需要学者长期积累的功力。杭州抱经堂主人卢文弨，便是清代校雠大家。他毕生研治经史，面对浩繁典籍逐字比对、反复考证，使不少古籍恢复原貌。

  绍兴祁氏澹生堂同样以精校著称。藏书家祁承?建立严格的校书规范，使藏书不仅“有”，更要“精”，提升了典籍传播的可靠性。

  校书让典籍趋于精善，抄书则让珍本跨越楼阁流动起来。

  古代所谓“孤本”，最大的风险便是只有一份。一旦毁损，便可能永远消失。于是，藏书家之间形成互借互抄传统，让珍贵典籍在不同藏书楼之间流转。

  黄宗羲创建的“续抄堂”，便因大量典籍来自抄录而得名。杭州鲍氏知不足斋与赵氏小山堂、吴氏瓶花斋等藏书之家，也曾订立互抄之约，让一本书从一座楼走向另一座楼，让孤本不孤、残籍得续。

  如果说校书、抄书主要发生在藏书家之间，那么刻书则让典籍真正走向社会。常熟毛氏刊刻《十七史》，海宁蒋氏刊刻《别下斋丛书》，瑞安孙氏刊刻《永嘉丛书》……江南藏书家将私人珍藏付诸雕版，使典籍由“一家之藏”成为“天下之学”。

  从藏书楼到天下学人，从私人收藏到公共知识，江南藏书文化完成了一次次超越。参观展览的观众谢晶华感受到，如今，科技发展和出版业进步让古籍数字化、经典普及化成为现实，让更多普通人平等地走近书籍、享受阅读。

  图为本届书博会首次设立的数智主题展厅。

  书育文脉

  书因人而传，人也因书而成。

  江南地区的藏书文化延续千年，一批批以书为伴、以学立身的文人学者，让藏书楼超越普通的一砖一瓦，成为承载思想、传递文脉的精神坐标。

  浙江余姚的黄宗羲，便是其中代表。黄宗羲的学术成就，与江南藏书文化密不可分。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院长庄立臻介绍，天一阁建成后长期属于范氏私藏，而黄宗羲成为首位登楼阅读的外姓者。他写下《天一阁藏书记》，感叹：“尝叹读书难，藏书尤难，藏之久而不散，则难之难矣！”这篇文章，也让天一阁为更多天下学人所知。

  “黄宗羲之后，天一阁逐渐向学者鸿儒开放，此后近200年间，获准登楼的大学者有数十名。”庄立臻说。

  从澹生堂到绛云楼，从传是楼到天一阁，一座座藏书楼见证了黄宗羲研读典籍、思考时代的身影。《明夷待访录》等重要著作，也在这样的文化积淀中诞生。

  “黄宗羲一生中，有六大藏书楼曾助力他的学术成就。”陈谊说，“学者与藏书楼相互成全，正是江南藏书文化最动人的地方。”

  这种成全，并没有随着古代藏书楼的兴衰而终止。历史变迁中，一些藏书楼毁于战火，一些珍籍散佚。绛云楼遭火焚，万卷藏书化为灰烬；别下斋十万卷藏书与金石法帖毁于战火；涵芬楼也曾遭受炮火侵袭……

  但楼虽毁，文脉不绝。近年来，许多藏书楼完成了从私人收藏到公共文化空间的转变。杭州藏书楼融入浙江图书馆体系，绍兴古越藏书楼以开放阅览推动公共阅读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“书阁合一”……

  当古老楼阁遇见现代图书馆，“聚书、护书、传书”的文化理念在新时代获得新的表达。

  “藏书为公众，藏书为人民，藏书为民族。这正是江南藏书精神最好的写照。”陈谊说。（记者 张嘉璇 郑可意）